人民教育家南国农（1920年—2014年）

一位人民教育家的传奇人生（下）

  ——记国立社教附中迁来丹阳的

                第一任校长南国农

                       ● 郭友敏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建校已八十周年。

    省丹中的前身——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中1941年创立于四川巴县青木关，1945年秋迁至丹阳夫子庙旧址。省丹中诞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搬迁在解放战争初的风云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了丹中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如今省丹中已成为省属重点中学、省模范中学、江苏省国家示范高中、江苏省四星级高中。这所具有八十年历史的学校焕发了青春，展现了新的活力。在回顾省丹中六十五年辉煌历程的时刻，笔者不由想起一位老前辈，他就是国立社教附中迁入丹阳的第一任校长——南国农先生。

    富有传奇色彩的教育家

   南国农教授，1920年生，江西清江人。1943年毕业于前国立中山大学教育专业，获学士学位。1943年8月至1945年5月在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办公室任秘书工作。 

    为了解决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含当时的教育部官员子弟和大量抗战难民子弟的读书问题，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四川巴县青木关办了中央大学附属中学、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等十余所国立中学。1945年6月，25岁的南国农出任国立青木关中学即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青木关的十余所国立中学，全部改为省立中学，只留下两所中学由教育部直接管理，并改为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即原国立青木关中学)。1945年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由重庆巴县青木关镇迁来南京及丹阳夫子庙，即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前身，南国农先生任迁校后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校长。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内迁后，在南京设总部，在丹阳设中学分部，在常熟设师范部。在南京地区招收初一、高一新生各一个班，原国立青木关中学即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的教师、学生全部到丹阳中学分部报到，还给公费生发了些路费。学校当时南京总部设校长办公室和教务处、训育处、总务处四部门。丹阳当时设教务处、训育处、总务处三部门，南国农校长定期来丹阳办公。南国农先生说：当时丹阳中学的教务处主任是余楷先，训育处主任是赵国庆，总务处主任是曾传。

    南校长一贯崇拜和学习陶行之的教育思想，效仿陶行之的办学思路，严谨治校，民主办学，尽管迁校困难重重，矛盾多多，年轻的校长南国农先生风华正茂，一心一意想干一番事业，带领全校师生努力奋斗把学校办成深受广大民众称赞的学校。学校管理较严格，学校校风较好，学生学习风气很浓，在当地口碑很好，学生带上省丹中的校徽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当时学校的学生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青木关来的，全部住校，因为丹阳话难讲难懂，他们仍然保留讲四川话；另一部分是丹阳当地招生的插班生，都是本地人，他们绝大部分是走读生，讲丹阳话。这批青少年学生虽然阅历不同，生活习惯也有差别，但互相尊重很融洽，不拉帮结派，没有门户之见。25岁的南国农校长在教育界崭露头角。

    1948年初，南国农校长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院，攻读比较教育与视听教育专业，获硕士学位。1949年新中国诞生，南国农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带头响应周总理号召，决心回归大陆。在他和朱启贤、何基等带动下，1950年7月，230余名优秀的在美留学生冲破重重障碍，集体回国。

    南国农先生于1953年到西北师范大学任教，之后历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电化教育系主任、甘肃省教育协会副会长、甘肃省政协常委，西北五省电化教育学会理事长、中国电化教育协会副会长、顾问，全国视听工程学会学术顾问，教育部电化教育课程教材编审组组长。他是全国电教专业教材和丛书编委会主编、教育部教育技术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以及华南师大、陕西师大、东北师大、南京师大、江西师大、河北大学、新疆师大等10多所高等院校的讲座教授和兼职教授、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及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是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化教育研究》杂志主编。他是我国著名的人民教育家，电化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长期致力于电化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奠定了他在我国电化教育学科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并成为我国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者之一。

人民教育家南国农

    爱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南国农先生家有兄弟二人，姐妹四人，父亲是木材商和药材商。他自小跟随父母，先后曾在郴州、常州、南京、上海、南昌等地居住和读书，接触到各种环境和人士。南国农先生童年、青年时代在家乡就受到爱国主义思想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当时南国农先生正就读于南昌心远中学，在老师们的教育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已深深印入他的心中。南国农是学校里的优秀学生，更有着强烈的爱国意志和救国热情，他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宣传抗日。1938年高中毕业那年，他毅然联合清江县在上海、南昌读书的同学，组织“抗日巡回话剧团”，走向社会，走出上海，在江西同学会的帮助下，筹备经费，由他担任剧团副团长，带领剧团南下宣传抗日，从赣北到赣南，影响很大。

    1939年抗日战争初期，南国农进入了中山大学教育系学习，后又被同学们选举就任中山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和江西同学会会长。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大学曾几经迁徙，先迁至云南徵江，后迁至粤北坪石，1945年迁回广州，南国农在中山大学期间，品学兼优，全面发展，才华出众，1943年大学毕业后，就被当年原中山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朱家骅选中去教育部工作。他与在中山大学执教的我国著名爱国剧作家洪深先生交往甚深，受到洪深先生爱国思想的影响，懂得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一个爱国青年应该将学习与中华民族的抗日解放相结合，要唤起全民族、全人民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他是学习教育哲学的，他的爱国思想自然而然地很容易接受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救国论”，这也是当年很多知识分子寻找的救国之路。南国农崇拜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更崇拜陶行知热爱祖国及他坚贞不屈、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无私无畏的人格魅力。他将陶行知先生的一句名言：“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作为座右铭。他立志要在一生中把教育事业作为自己实现救国理想的职责。

    南国农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将全部的业余时间投入宣传抗日的文艺工作中，当年重庆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斗争错综复杂，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方式，在文艺战线上我党领导的抗日戏剧工作十分活跃，经常在重庆演出一些名剧，如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曹禺的《日出》、《雷雨》，洪深的《少奶奶的扇子》等。经洪深先生的介绍，南国农积极参加爱国话剧的演出工作，他曾组织演出名剧《密支那风云》、《少奶奶的扇子》，由洪深、张光导演，著名演员白杨、秦怡、舒绣文、陈琦、陈天国等参加演出，南国农为总负责人，他负责筹款，组织排演与演出，在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教育部工作一年多以后，又坚决要求朱家骅让他去进行“生活教育”的教育实践，像陶行知一样去办实验学校，受到朱家骅的高度赞赏，同意他的请求并派他出任教育部直属的国立“青木关中学”的校长。南国农在教学实验的几年中按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办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教育界有一定的影响，南国农的治学才能初露了头角。

    1948年初，英国教育代表团来华访问，南国农先生参加了接待工作，他的办学成就得到了英国代表团的肯定，也得到朱家骅的赏识，使他有机会得到去英国回访的良机，又继萧树滋先生之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院去深造，有机会与陶行知一样得到著名教育家杜威的指导。他选择了比较教育，深入研究各国名家的教育思想，使他在教育思想上更上了一层楼，为争取做一个有胆量创造，有胆量开拓的教育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1950年在祖国解放不久获得了硕士学位。

    1948年南国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院与萧树滋在一起。此时萧树滋已担任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的私人秘书，参加了由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等国民党元老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参加了1948年初在美由冯玉祥、唐明照、赖亚力等发起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民革、民盟等爱国民主人士组建的“美洲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实际上的领导是美共中国局书记唐明照。唐的公开身份是华侨日报社长，总编辑是赖亚力，这份报纸实际上是中共在美国华侨中办的，是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的。该联盟在冯玉祥领导下在美展开了反蒋反内战的爱国和平民主等宣传活动。南国农到美国后也随萧树滋进行了多方面接触，交识了不少爱国人士，参加了反蒋、反内战活动。他结识了留美学生中许多有志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在美国与他志同道合、有共同语言的朋友中有华罗庚、老舍等，他们都对中国贫穷落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深表不满，对中国前途忧心忡忡，大家在一起探讨救国之道，心心相印。他们从美国生活杂志中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介绍，由衷地产生崇拜之情，并对中国共产党寄予极大希望。以后他又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同学会，结识了朱启贤、何基等爱国留美学生，在他们中间更多地了解到国内革命斗争的情况，又从《华侨日报》中看到国内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看到了中国希望之光，南国农先生深感喜悦与兴奋。

2008年南国农王桂洁夫妇与本文作者郭友敏合影

    南国农出身于富商家庭，出国前已有家室子女，夫人范春晖女士才貌双全，二人感情甚深，原也在教育部工作。南京解放，国民党政府逃迁台湾，范春晖家庭的主要成员也去了台湾，南国农的思想进步，爱国心强，他夫人是熟知的。当南国农决心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准备在香港携带爱妻一起回归大陆之际，范春晖家里人极力要将南国农拉去台湾，并骗范春晖说她哥哥重病要她到台湾，但她到台后不再放她走。当南国农从美国抵香港时，到港口迎接他的不是娇妻，而是他的知心朋友原中山大学教授香港著名电影导演胡春冰夫妇，他们受托转告要南国农不要到大陆，一定要他去台湾。可是南国农对国民党政府早已深恶痛绝，他的事业在大陆，在亿万祖国人民之中，在爱情、家庭与事业、政治前途的激烈冲突面前，他的头脑十分清醒，立场十分坚定，他义无反顾地谢辞，坚决返回了大陆。

    南国农回到祖国时，正值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全国掀起，他看到祖国人民的革命热情那么高涨，看到解放后的人民那样精神焕发、意气风发，他刚从国外回来闻到的是一股十分新鲜的政治空气，他深感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那么伟大。他怀着革命的激情决心重新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他谢绝朋友们邀他去教育部、文化部工作的机会，主动要求去华北革命大学研究院学习。他在革大研究院学习期间，担任学委会委员和组长，曾在全院数千人大会上报告留美学生现况，揭批美国务卿杜勒斯毒害留美学生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第三条道路”等理论。在抗美援朝捐款献机的活动中，他与小组成员张学良将军的二弟张学铭以及管泽良、李思安等踊跃捐款，他们小组是全校捐款额最多的。

    南国农从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回到北京又与他的老朋友萧树滋相聚。萧树滋是1949年3月解放前夕返回祖国的，他是在民革中央精心安排下，由地下党秘密护送，以外出旅游为名取道非洲、再到香港，于4月到达上海。此时，北平正在召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萧树滋被民革护送过长江绕道苏北送去北平，参加民革代表会议，他在会上被选为北京市民革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并代表余心清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萧树滋被安排在文化部科普局工作。此时二人相聚在解放后的北京，新情旧谊，感慨颇深。他们过去追求的救国之道已成为现实，但他们的理想与神圣职责不是做官而是教育事业。恰巧此时正好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徐劲到教育部去请求要具有开拓、创新、年轻有为的教师去支援大西北的教育事业，他们二人欣然接受了徐劲院长的聘请，由教育部批准，萧树滋辞去了文化部的工作，与南国农一起到兰州参加支援大西北的教育事业行列，从此，两位挚友并肩走上了新的征途。